张自杰：我的水墨人生
日期：2016-09-26
他是我国给水排水学科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毕生致力于污水处理技术的教学与科研；他学识淹贯，编著的《排水工程（下册）》、《环境工程手册》等早已成为学科经典；他笔耕不辍，耄耋之年为学科发展再添巨著；他德才兼备，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陪伴他们成长为院士、大师、学术带头人。德高品馨、淡泊名利是他的风骨；求真务实、严谨治学是他的态度；成就名山，泽惠后学，让我们一同走进张自杰先生的水墨人生……
我是一个饱经沧桑春秋的人，我幼年的一部分是在张家父子统治下的老中华民国度过的；属于人生黄金时代的小学和中学年月，我屈辱地生活在敌伪统治下的“满洲国”；但是，我却又非常有幸，在我迈入青年时代门槛的20岁，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虽然没有亲身上战场，但也经历了那轰轰烈烈的三年解放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革命热情高涨和革命形势一日千里的年代。那是刻骨铭心难忘的岁月，是我经常为之沉思回忆的岁月。
我当时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小青年，和我左右同龄的千千万万青年，大多投身于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参军、参战、参加革命工作，那种火热的革命热潮，曾多次地感染我的灵魂和诱惑我的躯体。党却把我安排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这个当时的“世外桃源”，在相对安静的天地里工作和学习，使我能够系统完整地接受从大学预科到本科一直到研究生的苏联/俄罗斯式高等技术教育，前后近12年。
今天，在对那些往事的回忆中，我的情感不时地随着对当时情节的回忆而产生变化，时而悔恨，时而伤感，时而又心潮澎湃，有时还“老泪盈目”。
考取哈工大，在预科学习的收获与感受
我于1945年11月考取了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并于同年12月16日入学，经过2年半的学习，于1948年8月从预科毕业，9月进入本科土木建筑系学习，经过5年的学习，于1953年8月从哈工大土木建筑系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毕业，留校任教。
哈工大预科是专为中国人设立的，两年制，第一学年为初级班，第二学年为高级班。哈工大预科的培养目标是使学生在预科毕业升入本科后，能够比较顺畅地听俄国老师讲授科学技术课和专业课，能够记笔记、并进行讨论、答疑以及做专题报告和进行答辩等。
我之所以能够完成哈工大本科繁重的学业，并且在7年后进入前苏联一所名校研究生院的殿堂——列宁格勒建工学院，能够比较熟练地阅读俄文有关的科技文献和书籍，用俄文书写科学技术论文，哈工大预科这2年半的学习是“功不可没”。对我，在这个期间也经历了一件大事，这就是在1946年8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任学生临时支部的支部书记。
完成本科学习，踏上水业之路
我于1948年9月1日进入哈工大本科土木建筑系学习，专业是“铁路建设”，当时哈工大还是由中长铁路局管辖，执行的是前苏联高等学校铁路建设专业的教育计划。之前进入预科学习时大致有150~200人，而当年升入本科学习的中国学生约为20人，分在3个系，进入土木建筑系的中国学生为5人。
本科的5年间，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我们的国家、哈工大都发生了一些大事并产生很大的变化。首先，1948年10月，东北全境解放，成立了东北人民政府。中长铁路局将哈工大移交给我政府，由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管辖。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我党中央决定将哈工大定为学习苏联高等教育的重点学校，并准备接待一批苏联教授来校工作。
至于我个人，随着形势的发展，在学习和工作方面也有新的变化。首先，哈工大由我政府接管，组建了中国共产党总支委员会，我任书记的原学生支部并入总支委员会，我的支部职务卸任；其次，由于哈工大脱离了铁路系统，我在学的“铁路建设”专业经过调整，改为“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第三，为了给苏联专家来哈工大任教做准备，我本科三年级的时候，到校长办公室兼职工作，担任校领导与苏联专家之间的翻译工作，属半工半读性质。
本科第一、二两个学年是基础课阶段。中国学生进入本科学习，首先遇到的困难是听课和记笔记。听课的困难在于老师的口音和新接触的大量名词，经过一个阶段的“磨合”，这一困难逐渐地得到缓解，进入第二学年，就不成为困难了，但在课后互对笔记的行为，还是必要的。
我于1950年9月进入本科第三学年学习，专业是“工业与民用建筑”。从1951年春季开始，聘请的苏联专家 (包括工民建专业的专家)陆续到校，我有幸听到苏联专家的讲课，其中有《结构力学》、《弹性力学》、《钢结构》、《建筑物及其建筑结构》，获益良多。
1953年8月，我和另外4位同学一道从哈工大土木工程系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毕业。系主任和我们谈话，并向我们传达学校领导的几项决定。其一，我们5名毕业生全部留校任教；其二，学校决定扩大土木建筑系，准备新设“建筑学”、“给水排水工程”、“供热与通风工程”三个专业，并申请聘请苏联专家来校任教，培养师资和协助建立专业。其三，我们要考虑改行，随同新聘请的专家学习，改行分工由我们自已选定。就这样，我1人分工学习“给水排水工程”，确定了我今后工作专业的大方向。
师从苏联专家，首次站上讲坛
1953年12月，苏联给水排水工程专家А.М莫尔加索夫 (А.М.Мордясов)来到哈工大协助建立“给水排水工程专业”，他来自莫斯科建筑工程学院(现在的莫斯科建筑大学)。他首先要求我们按给水排水工程的组成单元进行分工，经过分工我担任了“污水处理”这一学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说实话，当时我对“污水处理”这个学科的了解极为肤浅，我选定这个学科思想状态，在某种程度上和我选定给水排水工程专业时相似，就是捡人家选剩的，事后同志们都称赞我的党性强。这次，我的家人知道我选定“污水处理”这个学科后，都没有发表议论，只是一位老人说大学还搞“臭”水处理？我当时不知如何回答好，只说：这项工作也得有人做啊。以后在我家中就很少再谈论这个问题了。
从1953年12月末开始，我就随同莫尔加索夫专家学习“污水处理”，使用的教材是苏联最新版大学教本《Канализация》(排水工程)。方式是我阅读、提问题，专家答疑。重点内容由专家上课讲解，一般用俄文，需要时则由我进行翻译。
根据当时的教育计划，经过和莫尔加索夫专家协商的结果，《城市排水管网》的讲课和课程设计的辅导工作要由我来承担，我接受下来，但是心虚、没有底，我需要从头学起，边学边教，在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讲课的效果还是可以的。1954年9月1日新学期开始，我开始承担给水排水专业4年级《污水处理》课的讲课和课程设计的辅导任务。经过暑期在上海污水处理厂的运行管理实习，增加了我对污水处理技术的感性认识，对讲好这门课增强了信心。
好事多磨，奔赴异国他乡
进入1955年新学期，莫尔加索夫专家给我安排了一项学习任务，这就是以哈尔滨市区规划图和地形图为基础，做一个完整的城市排水管网系统和污水处理厂的工程设计，作为我的毕业设计。按苏联高教体系，就是要我取得给水排水工程师的称号。
接受任务后，我按部就班地进行毕业设计的工作，每周在规定时间到专家那里汇报进展情况和进行答疑。突然有一天，学校党委组织部通知我说：我的政治审查已经结束，要我准备考试，考试合格即到北京俄语学院报到，准备在8月内去苏联学习。这个消息使我兴奋了1天。然而，很快高铁副校长找我谈话，说莫尔加索夫专家不同意我今年去苏联学习，要我把毕业设计做完，取得给水排水工程师资格后，明年再去苏联学习，还告诫我不能对专家有任何意见。我只说了一句“没问题，就再等一年呗”，就默默地回家，继续埋头搞好“毕业设计”。
8月末这事又有了新情况，教育部要求哈工大原定于1956年去苏联学习的人员一律提前于1955年秋出国，但必须通过身体检查和出国考试。这次专家也同意了，我废寝忘食地准备出国考试，甚至达到了“头悬梁、锥刺股”的程度，结果取得了较好的考试成绩。就这样，我将奔赴异国他乡的苏联，开始我憧憬已久的研究生学习生活。
我是于1955年10月16日随团从北京乘坐北京─莫斯科国际列车出发去莫斯科的，列车从满洲里开行后，我就一直站在车窗前，凝视窗外我曾经熟悉的建筑、景物，心潮澎湃，不禁回忆起我童年在满洲里车站打工时的那些屈辱岁月，那时我曾多次地看到从满洲里车站开往西行，去苏联的苏联列车，凝视列车的尾部和蒸汽机车冒出的烟尘，在梦想我什么时候也能够乘上这列苏联火车去往苏联（当时满洲里群众称苏联为“穷党”），去往欧洲。我进入哈工大学习后，这种愿望更加强烈，今天这个梦想和愿望实现了，心绪万千，自识这些年来我的每一步的成长，都是党在哈工大这块沃土上对我的培育，对党的感激心怀和对哈工大的情结由然而生。
进入列宁格勒建工学院，开始研究生学习
到达列宁格勒的当天，列宁格勒建筑工程学院主管研究生的副校长Н.Ф. 费奥德洛夫就接见了我们。随后，我们又和导师见了面，我的导师是 С.М. 什弗林 (Шифрин)教授。导师对我的情况又作了了解，并向我介绍了一位师兄和一位师姐，师姐和我是同期的。导师为我制定了研究生的学习计划，按3年到3年半考虑。按照这份学习计划，我从1955年11月开始我的研究生学习生活，到1959年5月论文答辩，共历时3年零7个月。
深入考察若干具有特色的城市污水处理厂，这一活动是导师根据我的实际情况安排的，选定的城市污水处理厂，都具有其独特的地方，如：都拉城市污水处理场建有规模较大的普通生物滤池，当时苏联“排水工程”教材内对普通生物滤池就是以该设备为例进行阐述的。又如卡鲁克城市污水处理场，其初次沉淀池和二次沉淀池采用的都是平流式沉淀池，运行正常，效果良好。我们学习考察的重点是莫斯科库里扬诺夫斯基污水处理厂，该厂当时日处理污水量为300万m3/d，为苏联最大欧洲第二，在该厂的考察，令我们大开眼界，收获颇丰。
在莫斯科期间，我们访问了当时苏联两所具有权威性的国家级的污水处理技术的科学研究单位，其一是“全苏给水排水及水文地质工程科学研究院”(俄文简称为：ВНИИ ВОДГЕО) ，其二为“市政工程科学研究院”(俄文简称为АКХ)。在这里工作的技术人员大都是当时苏联一流的水处理专家，其中包括当时苏联科学院唯一的给水排水工程领域的正式院士С.В. 雅克夫列夫。
我有幸参观了这两所研究院的污水处理实验室，并和主持实验工作的负责专家进行了咨询性的交谈。这两所研究院的实验室，都在进行污水的活性污泥法生物处理实验。和我交谈的是该实验的主持人，他十分肯定污水的生物处理技术，认为对城市污水来说、采用生物处理是最经济、有效的技术。这次谈话对我这个污水处理技术领域的新兵，有很大的启发，我初步认定了我今后努力奋斗的方向应当是城市污水处理，深入研究的技术则是生物处理。
在斯科期间，我遭遇了一次使我处于无地自容的尴尬境地。一天，我和在莫斯科学习的一位同学，一起到宾馆去看望曾在哈尔滨担任市长并已提升为部长的同志，他的女儿在基辅学习。我们到达那里时，已有多位女留学生在他那里热烈交谈。出于对下一代的关心，部长向在座的留学生逐个地询问所学专业，女孩子们回答得都很爽快、自豪。最后问到我，我吞吞吐吐地说出了我的专业，当时就引起姑娘们带有轻蔑地笑声和议论，当时我非常尴尬，觉得无地自容。还是部长给我解了围、圆了场，他说，你们不能小看这个专业，污水处理在工业发达国家是很受重视的，这个专业对我国也是非常需要的。我本来应当理直气壮地紧跟部长的话，说出我所学专业的意义，但是没有出口。此后我每逢想起这段经历都很后悔，为什么当时不说呢？当那么多姑娘的面下不来台，追悔莫及。
这是我在莫斯科的一段小插曲，但也说明当时我对“污水处理”专业的态度。当时，虽然我踏入这一领域的门槛已经有3年了，但是对自已选定的这个专业，仍然是有些心虚和无可奈何的心情。
1956年8月末，我和师姐从莫斯科回到列宁格勒即忙于书写污水处理厂的考察报告，由我先执笔再经师姐修改、润色定稿。抄清后交导师审查。
我下一阶段的研究生学习是实验室试验，我向导师提出搞污水的生物处理技术，导师说教研室的资源条件不够，试验困难太多，我的学习时间太短，难以完成。导师提出的是一项对竖流式沉淀池强化的方案，通过自然预曝气的技术措施和改进污水在竖流式沉淀池内的流向，以提高沉淀池的净化功能和效果，我的科研方向就这样定下来了。从1956年10月~1957年4月，我完成了实验室试验，1957年7月中旬开始，在某肉联厂进行了生产性试验，到1958年10月前告一段落。
学位论文的准备和答辩
从1957年10月开始，我就全身心地投入学位论文的写作了。我用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初稿，交由俄文教研室的一位女老师审查文法并对文字进行润色，然后交给导师审查，导师修正和调整后又返回给我，我又重新抄清一次就作为定稿，交给打字师傅。
论文中除文字外，还有大量的图表要准备、粘贴，由我先将要用的图表选好，请导师审核，导师确定后即找人绘制。图表绘制好以后，需要复制，当时还未出现复印设备，一般采用照相的方式复制。往论文上粘贴图表，工作量不小，由我自己动手。1959年新年刚过，我和教研室的阿斯先生一道从论文装订处取回砖一样厚的论文，当时心情真是百感交集，主要是高兴。
根据前苏联国家学位委员会的规定，副博士学位答辩要有3个月的准备时间，我的论文的两位评审人，一位是技术科学博士、列宁格勒给水排水设计总院总工程师、Г. Г. 什坷林教授；另一位是技术科学博士，列宁格勒建筑工程学院副院长Н.Ф. 菲奥德洛夫教授。评审人必须有博士学位，必须是国家有权威性的专家，评审人的评审意见要在答辩会上宣读。
经学院学术委员会研究确定，我的学位论文答辩日期定在1959年5月27日上午9时于列宁格勒建筑工程学院“列宁厅”举行。
学位论文答辩报告在我一生中究竟是一件大事，精神紧张是必然的，但是我站在讲坛上，看到我的师兄、师姐、俄语教研室的老师都在向我示意鼓劲，我紧张的情绪就平静下来了，在心地坦然的情绪条件下，在规定时间内做完我的报告。我注意到俄语教研室那位老师脸上的表情，是比较满意的表情，认为我讲的还是可以的。我对我自已在答辩会上的表现是比较满意的。
学成归国，为污水处理事业奋斗
当我完成学业准备回国和辞行的一段时间内，我的心情就处在不平静的状态，是热盼和留恋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心态，国内蓬蓬勃勃的“大跃进”形势鼓舞吸引着我，我热烈地期待着投身于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去。此外，当时我还有一种情感，我在俄罗斯人的群体中间学习生活了三年多，在生活的一些方面融入了俄罗斯的情结，这次离开，在情感上未免产生了某种程度的留恋情怀。我在莫斯科登上了莫斯科─北京的国际列车，在列车奔向我的祖国的几天旅途中，我的思想逐渐地平静下来，留恋的情感逐渐地淡化下来，更多地去想回国后的工作了。
在列宁格勒的3年学习，“污水处理”在我头脑中牢牢扎根、不可动摇，同时我认为，城市污水属于中低浓度的有机污水，采用的主体处理技术应是生物处理技术，苏联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一些城市所执行的就是这样的技术路线，效果良好，我想中国执行的也应该是这一条路线。我决定回国后以污水的生物处理技术作为我专攻的技术方向。
我在1959年10月中旬回到哈尔滨，当时哈工大土木建筑工程系已经成为独立学院，挂牌为“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我就直接到学院报到。回到学院后不久，就感到政治气氛有些紧张，有人嘱咐我“你刚回国不了解情况，要少说话，把你份内的工作做好，”又告诫我说：“现在是‘一竿子插到底’，党领导一切。和你无关的事不要过问。”在这种情况下，我只想把我承担的《污水处理》课讲好，课程设计辅导好，思想和行为未免有些谨小慎微。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一切活动都停止了，教学活动也停了下来。我成为“学术权威”、“牛鬼蛇神”，被打入“另册”，成为边缘化的人物。直到1972年，选拔的工农兵学员入学学习，高等院校出现了一线生机。1977年开始恢复高考，恢复了停止10年之久的本科教学。我在1978年52岁时被提为副教授，1985年59岁时提为教授，1995年69岁时离休。
后记：
我对自己的评定：我是在党的关怀下，在哈工大和列宁格勒建工学院块平台上培养、成长起来的工程技术人员、教师。对“污水处理”专业的认识和所持态度的变化，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无可奈何—羞于出口─热爱坚定。当初接受时是“无可奈何”的态度，我是共产党员，没人干我就得干；经过一段学习和专业的实践活动，对专业有了一定认识后，仍然在人们面前，特别是在姑娘面前“羞于出口”，在思想上觉得污水处理专业是低级专业；经过深入学习在回国时是“热爱坚定”，对污水处理与环境保护之间的重要关系有深刻的认识。
回国以后我逐渐意识到，我为自己拟定的科研方向是不容易实现的，水污染防治与污水处理问题，在当时确实也提上日程了，但并不认同采用生物处理技术，认为其成本高，而且将污水中所含的有用物质都破坏了，不能予以利用了，我的方案一提出就遭到反对，在校内、校外我都是孤立的。但在这种形势下，我没有改变我的打算，在我回国20个春秋以后的70年代末期，我终于有了可能提出我拟定的生物处理方案。所以说，我在推行污水生物处理这一方案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曾遇到坎坷和阻力，但我坚定执着地认为这一方案是正确的，事实会予以证实。
本文刊登于《给水排水动态》杂志2012年第4期。
来源： 张自杰 给水排水
上一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