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三级政协推动“河长制”发展纪实
日期：2016-12-21
作为“五水共治”制度创新和关键之举，浙江省“河长制”的实践名闻全国。
从2013年至今，浙江已形成6名省级河长、199名市级河长、2688名县级河长、16417名乡镇级河长、42120名村级河长的五级联动“河长制”体系。各级河长用汗水和智慧，守护着浙江8万多条大小河流。
数据显示，截至11月底，浙江省221个省控断面水质Ⅲ类以上占76.9%，比2013年提高13.1%；劣Ⅴ类断面占2.7%，减少了9.5%，垃圾河、黑臭河基本消除。
清流逐步被唤回倾注了浙江省全体人民的努力。而这些工作的开展与浙江省各级政协的推动也密切相关。据悉，在全省6.1万名各级河长中，就有1601名是由各级政协领导和政协委员担任。
万名委员助推河道治理
“充分发挥政协优势，积极开展民主监督，做好‘五水共治’的宣传员、战斗员、监督员、信息员、示范员。”2014年起，浙江省政协就开展了系统的“三级政协联动、万名委员同行、助推‘五水共治’”民主监督专项行动。在过去的3年中，有许多政协委员成为了河长，更有分布在浙江省、市、县三级区域的万名政协委员来到河岸边，深入村庄、工业区，测水质、看管网、查运营、找短板、研机制，以不同形式参与到这项行动中来。
浙江省政协副主席陈艳华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作为浙江省第二大河流瓯江的河长，2013年以来，陈艳华带领着多位政协委员先后8次深入治水一线，从不同的着力点督查治水工作。
巡河期间，他们或走入工业园区、车间，或深入农村，随机入户，通过明察暗访，直接与百姓、企业主、基层河长对话，寻找瓯江治理中的短板与难点。
当发现问题时，调研小组向当地政府直言不讳地提出整改建议，要求当地督查责任单位认真整改，并报送整改情况及结果；针对暗访中发现的治理难题，委员们积极帮助寻找解决路径，提出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
例如，作为跨区域河流，瓯江治理中如何突破行政区域限制的藩篱，解决管控乏力问题是重要难题。2016年初，在她及多位政协委员的推动下，温州、丽水两市签订《丽水———温州协同保护瓯江水环境协议书》，为上下游协力治水提供了制度保障，同时也提供了一份跨流域治水的制度化样板。两市的交接县青田和永嘉，同时制定了联合会商、联合监测和区域联防制度。
市、县级政协委员的行动也不落其后。
以金华为例，2016年3月，浙江省在金华市浦江县启动了该年全省政协三级联动“万千行”活动。金华市、县两级政协共组成128个监督组，由两级政协主席会议成员领导带队督查。仅此次活动，就共发动委员1588人，查看江河300条计1228.2公里，走访450个村镇，督查71座污水处理厂，发现和反馈问题277条，提出对策建议278条。这些成果都通过各种渠道成为了党委、政府决策的重要参考。
“河长”不仅是治水
在河长们看来，河长虽然管的是一条河，要解决的问题却不局限于一条河。解决水中问题的同时，除了破解当地的环境问题，最关键要解决的，则是岸上可持续发展问题。
省政协副主席黄旭明是运河总河长。他认为，“污染在水里，根源在岸上。治理好运河，关键是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
他带领政协委员从杭州、湖州到嘉兴，沿着运河一路调研，排查污染源，寻找环境治理重点，呼吁加大沿岸工业污染整治、农业农村污染整治以及推动生态环保修复、监管检测能力建设等。
浙江省第四大河飞云江的总河长是省政协副主席陈小平。他发现飞云江流经的4个县市里，大多都曾是浙江的欠发达县；但它又是一条连接着许多自然及人文资源的河流，正随着农村环境的逐步改善，如火如荼地开展农家乡村旅游建设。
看到这些，陈小平既欣喜又担忧，“沿线的乡镇和村庄，各自为政地发展绿色经济，既有同质竞争的趋向，又无法打响飞云江的整体品牌。”
“治水也要富民。”这是河长们的共同认识。为此，陈小平带着几十名政协委员、专家学者，结合打造美丽浙南水乡、建设飞云江流域全域品牌进行专题研究和调研。他还结合联系农业的本职，以省政协的“送科技下乡”活动为载体，把多个生态循环农业项目，输送到泰顺、景宁和文成。
陈小平说，“只有让老百姓在承担治水、护水义务的同时，享受到治水带来的好处，才能将水治到老百姓的心坎里。”
除了贡献智慧，三级政协委员们都身体力行，用自己的方式参与到治理中来。
例如，在衢州市龙游县，当地企业负责人是政协委员，他们公司通过研究畜禽排泄物资源化综合利用，使全县2/3以上的猪粪得到集中有效处理；在嘉兴市海盐县，有企业主担任河长之后，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带领自己的员工，或者安排企业的力量去做好清理河道；在浦江，有政协委员自身从事水晶加工、水禽养殖等行业，治理活动开展后，他们主动进行产业升级，带头清理污染源，促清洁化利用，起到表率作用。
基层河长创新治理手段
县是政协最基层的组织。在浙江，有许多基层政协的领导担任着“最小”的河长，他们在综合整治水环境过程中，手段更灵活、方式更丰富、重点更突出，体现出“一河一策”的制度优势。
例如，在浙江嘉兴海宁市的平阳堰港，这里从3年前的劣五类水质，到如今稳定在Ⅳ类水标准，部分指标达到Ⅲ类水标准。这样的变化就与该河道河长海宁市政协副主席田耘息息相关。
为推动河道的治理，田耘召集丁桥、斜桥等四个副河长单位，全面调研，制定了平阳堰港“河长制”管理实施方案以及各单位辖区治水详规，并按照方案采取了一系列实打实的举措。
在他的统筹下，各副河长单位纷纷创新办法，使出新招。如马桥街道探索建立了“大河长带小河长”分流域治水机制和“水清平阳”微信群；斜桥镇针对河道流域广、综合治理难的问题，创造出“河段长”的新招：按照节点和地域进行划段，由相关村民组组长和党员骨干担任“段长”，实施河段监管……作为“五水共治”制度创新和关键之举，浙江省“河长制”的实践名闻全国。
从2013年至今，浙江已形成6名省级河长、199名市级河长、2688名县级河长、16417名乡镇级河长、42120名村级河长的五级联动“河长制”体系。各级河长用汗水和智慧，守护着浙江8万多条大小河流。
数据显示，截至11月底，浙江省221个省控断面水质Ⅲ类以上占76.9%，比2013年提高13.1%；劣Ⅴ类断面占2.7%，减少了9.5%，垃圾河、黑臭河基本消除。
清流逐步被唤回倾注了浙江省全体人民的努力。而这些工作的开展与浙江省各级政协的推动也密切相关。据悉，在全省6.1万名各级河长中，就有1601名是由各级政协领导和政协委员担任。
万名委员助推河道治理
“充分发挥政协优势，积极开展民主监督，做好‘五水共治’的宣传员、战斗员、监督员、信息员、示范员。”2014年起，浙江省政协就开展了系统的“三级政协联动、万名委员同行、助推‘五水共治’”民主监督专项行动。在过去的3年中，有许多政协委员成为了河长，更有分布在浙江省、市、县三级区域的万名政协委员来到河岸边，深入村庄、工业区，测水质、看管网、查运营、找短板、研机制，以不同形式参与到这项行动中来。
浙江省政协副主席陈艳华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作为浙江省第二大河流瓯江的河长，2013年以来，陈艳华带领着多位政协委员先后8次深入治水一线，从不同的着力点督查治水工作。
巡河期间，他们或走入工业园区、车间，或深入农村，随机入户，通过明察暗访，直接与百姓、企业主、基层河长对话，寻找瓯江治理中的短板与难点。
当发现问题时，调研小组向当地政府直言不讳地提出整改建议，要求当地督查责任单位认真整改，并报送整改情况及结果；针对暗访中发现的治理难题，委员们积极帮助寻找解决路径，提出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
例如，作为跨区域河流，瓯江治理中如何突破行政区域限制的藩篱，解决管控乏力问题是重要难题。2016年初，在她及多位政协委员的推动下，温州、丽水两市签订《丽水———温州协同保护瓯江水环境协议书》，为上下游协力治水提供了制度保障，同时也提供了一份跨流域治水的制度化样板。两市的交接县青田和永嘉，同时制定了联合会商、联合监测和区域联防制度。
市、县级政协委员的行动也不落其后。
以金华为例，2016年3月，浙江省在金华市浦江县启动了该年全省政协三级联动“万千行”活动。金华市、县两级政协共组成128个监督组，由两级政协主席会议成员领导带队督查。仅此次活动，就共发动委员1588人，查看江河300条计1228.2公里，走访450个村镇，督查71座污水处理厂，发现和反馈问题277条，提出对策建议278条。这些成果都通过各种渠道成为了党委、政府决策的重要参考。
“河长”不仅是治水
在河长们看来，河长虽然管的是一条河，要解决的问题却不局限于一条河。解决水中问题的同时，除了破解当地的环境问题，最关键要解决的，则是岸上可持续发展问题。
省政协副主席黄旭明是运河总河长。他认为，“污染在水里，根源在岸上。治理好运河，关键是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
他带领政协委员从杭州、湖州到嘉兴，沿着运河一路调研，排查污染源，寻找环境治理重点，呼吁加大沿岸工业污染整治、农业农村污染整治以及推动生态环保修复、监管检测能力建设等。
浙江省第四大河飞云江的总河长是省政协副主席陈小平。他发现飞云江流经的4个县市里，大多都曾是浙江的欠发达县；但它又是一条连接着许多自然及人文资源的河流，正随着农村环境的逐步改善，如火如荼地开展农家乡村旅游建设。
看到这些，陈小平既欣喜又担忧，“沿线的乡镇和村庄，各自为政地发展绿色经济，既有同质竞争的趋向，又无法打响飞云江的整体品牌。”
“治水也要富民。”这是河长们的共同认识。为此，陈小平带着几十名政协委员、专家学者，结合打造美丽浙南水乡、建设飞云江流域全域品牌进行专题研究和调研。他还结合联系农业的本职，以省政协的“送科技下乡”活动为载体，把多个生态循环农业项目，输送到泰顺、景宁和文成。
陈小平说，“只有让老百姓在承担治水、护水义务的同时，享受到治水带来的好处，才能将水治到老百姓的心坎里。”
除了贡献智慧，三级政协委员们都身体力行，用自己的方式参与到治理中来。
例如，在衢州市龙游县，当地企业负责人是政协委员，他们公司通过研究畜禽排泄物资源化综合利用，使全县2/3以上的猪粪得到集中有效处理；在嘉兴市海盐县，有企业主担任河长之后，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带领自己的员工，或者安排企业的力量去做好清理河道；在浦江，有政协委员自身从事水晶加工、水禽养殖等行业，治理活动开展后，他们主动进行产业升级，带头清理污染源，促清洁化利用，起到表率作用。
基层河长创新治理手段
县是政协最基层的组织。在浙江，有许多基层政协的领导担任着“最小”的河长，他们在综合整治水环境过程中，手段更灵活、方式更丰富、重点更突出，体现出“一河一策”的制度优势。
例如，在浙江嘉兴海宁市的平阳堰港，这里从3年前的劣五类水质，到如今稳定在Ⅳ类水标准，部分指标达到Ⅲ类水标准。这样的变化就与该河道河长海宁市政协副主席田耘息息相关。
为推动河道的治理，田耘召集丁桥、斜桥等四个副河长单位，全面调研，制定了平阳堰港“河长制”管理实施方案以及各单位辖区治水详规，并按照方案采取了一系列实打实的举措。
在他的统筹下，各副河长单位纷纷创新办法，使出新招。如马桥街道探索建立了“大河长带小河长”分流域治水机制和“水清平阳”微信群；斜桥镇针对河道流域广、综合治理难的问题，创造出“河段长”的新招：按照节点和地域进行划段，由相关村民组组长和党员骨干担任“段长”，实施河段监管……
此外，海宁市政协借力政协民主协商，专门召开平阳堰港流域治水专题协商会，力推“村规民约”促护水；发挥民主监督的作用，每月邀请市政协委员巡河，召开巡河现场会。3年多来，开展巡河50余次，破解难题百余项。
再比如，在龙游县，当地政协拓展监督思路，创新监督方法，让委员履职载体更丰富、成果转化更快捷。他们坚持政协机关和政协参加单位专项相结合，积极融入县委治水行动。机关认领了村中清洁塘，帮助村两委制订整治方案和落实保洁措施；一批委员企业家也主动开展清洁塘认领；各专委会也行动起来，编写适合当地的生态读本，组建“五水共治”宣传队，开通监督热线电话等。
如今，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借助委员的积极参与以及政协组织的推动，以“河长”为代表的众人正倾心谱写着一曲曲“治水”歌。
来源：人民政协报 中国水工业互联网
上一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