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癌症村＂的故事
日期：2015-07-30
【导读】丹·费金做过十五年环保记者，为完整呈现汤姆斯河水污染和癌症集群案件，他追踪调查十多年，先后采访了140个相关的化工企业高层和普通员工、政府官员、饱受污染之害的当地居民、医生、律师等，2013年写成《汤姆斯河——一个美国“癌症村”的故事》。该书获得2014年非虚构类普利策图书奖。
像这样的工业废料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未经处理即排入河流。
《汤姆斯河》作者丹·费金
这个小镇的过去，如同一部黑暗编年史。
它曾是美国新泽西州一个人口不到两万的农业小镇，名字取自于那条流经当地的小河——汤姆斯河。20世纪50年代之前，这里的经济凋敝，人们以农业和手工业为生。1952年，瑞士化工巨头汽巴-嘉基迫于污染指控，将大部分业务从辛辛那提转移到此地。
工厂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几乎不做任何处理，或直接流入汤姆斯河，或经由深埋地下的管道排至大西洋，或直接在当地的农家后院填埋和焚烧，或干脆通过疏松的沙质土壤渗入地下。化工生产在为汽巴-嘉基带来巨额利润的同时，也推动了这个封闭落后的农业小镇的现代化转型。然而这种转型，代价高昂得令人咋舌。
1957年，镇上的供水系统第一次检测出了化学污染物。
1967年，对镇上的供水系统做出调查后，当地水务公司和化工厂达成秘密协议，并发布调查结果：“镇上的饮用水绝对安全。”
1974年，居民再次发现饮用水味道不对，当地报纸开始关注污染和健康的“传闻”，县卫生部调查后不了了之。
1975年，公司再次做出回应：“饮用水绝对安全。”
1982年，13岁的兰迪被确诊患上了成神经管细胞瘤。纽约医院的医生发出感慨：“又一个从汤姆斯河镇来的。”当地居民谈癌色变。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介入调查。
1984年，汽巴-嘉基排污管道破裂，天机泄露。
1986年，新泽西州卫生部展开全面调查。
1991年，汽巴-嘉基关闭了汤姆斯河镇的排污管道。
1996年，汤姆斯河镇化工厂关闭。
一场环保战争看似迎来了胜利。
这场艰辛的胜利，是当地居民与科学家同污染企业之间斗智斗勇近半个世纪换来的。在无数个疑惑而惊恐的日子里，居民们目睹了漆黑午夜的偷排、光天化日的欺骗，化工巨头的贪婪和政府的漠视，这一切关乎汤姆斯河镇的秘辛，在资深环境记者丹·费金的眼中，如同一部险象环生的侦探小说，只不过，它是非虚构的。
内核 藏在“科学侦探小说”中的救赎
丹·费金做过十五年环保记者，为完整呈现汤姆斯河水污染和癌症集群案件，他追踪调查十多年，先后采访了140个相关的化工企业高层和普通员工、政府官员、饱受污染之害的当地居民、医生、律师等，2013年写成《汤姆斯河——一个美国“癌症村”的故事》。该书获得2014年非虚构类普利策图书奖。
费金把这本书的写作当成一种情绪体验——就像跑一场马拉松，行进途中有高潮也有低谷。大段叙述那些因污染致癌的儿童病状让他痛苦，不过他觉得这种痛苦，和那些污染致病家庭所经历的磨难相比，微不足道。
《汤姆斯河》其实讲述的是一大群充满激情的人们的故事。书中描述的事件是痛苦的，且时光流逝并未减轻这种痛苦，但那140个人仍然愿意对一个陌生人讲述。对于费金，他们不只是受访者那么简单，在这本书的“致谢”部分，费金列出了所有曾经采访过并愿意具名的人，这份名单的顶端是那些生命被癌症撕裂了的名字。他们已经经历或者险些经历丧子之痛，但仍然能够忍受费金的直观提问。费金把他们看成是最勇敢的人，比如迈克尔·吉利克和琳达·吉利克，前者正是该书“序幕”中的男主角——那个罹患神经母细胞瘤、每周吞下138颗药片、身高只有一米四的成年人;而后者，是那个寻求污染真相的母亲，她为儿童癌症集群公民行动委员会的建立而奔走，为当地欧申县患癌家庭提供精神和财力支持而组建团队“欧申之爱”。这对母子的一生都在等待这部“黑暗编年史”的终结。
终结这部编年史的艰辛难以言表。几十年间，无论是确认癌症集群，或是识别出它的疑似病因，都很难实现。先有未加保护的水井，疏于管理的政府机构，高速的经济增长，以吨计量的不明毒物被排入浅水和沙壤之中。后有像琳达·吉利克这样的人，为了推动调查的继续，为了将汤姆斯河的非随机癌症集群认定为“真”，做出了远超人们预料的努力：组织所有患病家庭的儿童抽取血样，参与实验;利用媒体给政客施压，迫使政府花近六年时间，斥资上千万美元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监督化工厂清理工作，并密切关注水务公司;施压州卫生部，保证癌症等级系统更新，并持续观测本地儿童癌症的发病率……
《汤姆斯河》英文原版的副标题叫做“一个关于科学与救赎的故事”，关于“科学”的部分不言而喻，科学家的研究是揭开污染事件神秘面纱的关键，但关于“救赎”，费金这样理解，“没有像琳达这样的居民存在，种种科学调查根本不会发生。当初，琳达的邻居只希望她能够保持沉默以免招惹麻烦，但最终，居民都得到了真相——也许并不如他们期望的那样明了，但真相就是真相。正是受益于那些勇敢之人的坚持，如今的汤姆斯河镇变成了一个干净安乐之地”。在费金看来，这就是“救赎”的意义。
作为一个调查记者，同时又是纽约大学新闻系的副教授，学者和记者的双重身份，使得费金善于把握报道和叙述的平衡。他觉得这样的污染事件记录起来简直就是一部“科学侦探小说”，他之所以写下来并非因为这些故事有什么娱乐性，而是因为“故事里的每一条生命都危在旦夕”。
让费金颇感欣慰的是，当他写完这本书再度回到汤姆斯河镇时，那些读过此书的居民都激动地跑来告诉他“这本书非常生动地捕捉了污染事件中的戏剧性和微妙之处”，费金希望这本书的出版能让“小镇的初来乍到者们真正了解汤姆斯河的真实过往，并且时刻保持警醒，让家园远离污染威胁”。
真相 用“公民力量”叩开美丽新世界
1996年汤姆斯河镇化工厂的正式关闭，并没有关上这起污染案的诉讼大门。由琳达·吉利克、金·帕斯卡瑞拉等一干受害者组成的儿童癌症集群公民行动委员会仍然每年集中开会，讨论去除“癌症镇”标签之后，汤姆斯河后续的污染整治修复问题，以及最受关注的关于污染和癌症集群高发的相关性论证。然而，委员会会议取消的频率却变高了。
现在，每到开会时，位于市政综合大楼的空旷会议室里时常听众稀疏，而且大部分是花钱请去的：律师、公司代表和政府官员。琳达认为“人们已经忘记了这里曾经的经历”。费金看得更深入，他表示：“我认为人类的天性中，一旦某个问题得到了解决，他们总是趋向于去忘却，并寻求更快乐的事情，这也是如今在汤姆斯河镇上发生的事。”
面对这种“健忘的天性”，人们如何才能吸取污染的教训?费金说，“只有当人意识到污染对自身及家园生存构成直接威胁时，我们才会开始担忧。通常，我们对于那些离自己生活情境相去甚远的社区所发生的危机缺乏同情心。” 而非虚构写作的优势正好弥补了这一“人类天性的劣势”，费金坚信依靠非虚构写作，能够帮助读者意识到遥远之地的不幸事件和自己息息相关。更重要的是，环境污染问题是一个社群问题，只有通过社群的集体响应才能解决。“一旦我们开始关心他人——特别是下一代，然后采取基于信念共识之上的集体行动，我们就会有巨大进步。为了实现这种愿景，人们必须投入到所在的社群中，无论这个群体是一个小镇还是一座大城市。”
通过多年调查，费金了解到，过去的几十年里，汤姆斯河镇上的居民总是在试图假装忽视污染对癌症病变的影响，即使空气变差、自来水的味道尝起来怪怪的，甚至是孩童毫不必要的死亡，也没激发他们对真相的探求。费金认为：“对于居住区癌症集群的原因，几乎不可能得到明确的结论。如果说职业癌症流行病学像是一个不错的侦探故事，纠缠着阴谋、多重嫌疑，而且——至少在某些故事中——有个恶有恶报的满意结局，那么居民区的集群调查则更像一出存在主义的戏剧。重要而有挑战的问题提出来了，什么都解决不了。”
诚然，癌变高发的真相非常复杂，人类细胞中形成恶性肿瘤的生化途径千差万别，人类未必能把这些病变悉数描绘。但是费金认为这并非问题的关键，“真正重要的并不在于我们不了解的事情，而在于我们如何对那些熟知的致病因素迅速采取行动，从而降低危险系数”。不确定性无处不在，也许我们永远也无法揭示某种特定的癌症病变是由某种特定毒物引发的，费金强调，污染者们正是利用这种不确定性来钻环保的空子，而作为地球公民的责任，就是用已有的知识，为改善公众健康而保持敏锐的行动力。
就汤姆斯河的污染案例而言，“只有当足够多的居民最终决定通过自我教育、参加社区会议、签署请愿书、要求外界调查的时候，局面才开始扭转”，一旦人们参与到社群共同建设中，即使诸如全球气候变化这样的严峻挑战，费金觉得也能解决——“一切的关键在于，改变的途径是‘公民的力量’”。
如今，费金正在写一本关于“地球生物多样性下降问题”的书——关注那些经过数十亿年进化而来的成百上千的物种，正面临的迅速变异甚至灭绝的现状。即使是这样一个难题，他仍然满怀希望，他知道已经有不少社群正在寻求一种既能让经济发展，又能保护健康生态的方法。“我希望我的读者始终记得，无论在世界何处，人类总是在寻找一种超越短期欲望、为更广泛社群谋求福祉的方法——为城市，为国家，甚至是为我们的地球”，费金坚信，我们是美丽新世界的一部分。
当下 翻版“汤姆斯河”亟待面对
汤姆斯河的环保战役似乎是胜利的，然而事情并没想象中的乐观，这部“黑暗编年史”在大洋彼岸被继续编写。
1997年，就在汤姆斯河镇化工厂关闭之后的第二年，污染跨过大洋转移到印度和中国——汽巴-嘉基的瑞士总部把化工生产迁移到了这里，这些地方像当初的汤姆斯河一样渴望工业化，并且甘愿忽视环境污染(根据1967年对汤姆斯河镇的民意调查，86%的人认为化工厂是地区的财富，只有6%的人觉得是负担;尽管有34%的人认为化工厂是当地水污染的主因，但如果工厂想扩张，只有4%的人反对)。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化工产品生产国和使用国。1996-2010年，中国的苯、乙烯和硫酸的产量翻了两番。巴斯夫，世界上最大的化工公司，在中国有40家工厂;陶氏化学，在中国有20家工厂。
在这本书的最后，费金将视角转向中国，记述了他2007年来华时探访重庆儿童医院的经历。39岁的刘玉书(音译)脸上已布满皱纹，她和丈夫都是建筑工人，刘甚至在怀孕期间，也长时间为做铺砖工作的丈夫调制贴砖黏合剂。他们被迫从打工之地广东提前回到老家重庆，因为他们9岁的儿子被诊断出得了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那是一种常见的儿童癌症。“每天晚上，在重庆儿童医院血液科，她在拥挤的病房地板上九岁儿子的窗边窄道里铺一块毯子睡觉”，费金这样记录她的生活。他在重庆见到了许多工人的孩子饱受白血病或其他癌症的折磨，重庆儿童医院的医生刘晓梅(音译)说她已经收治了很多工人的孩子，至于是否是污染致癌，她的答案是“我觉得是，但这很难确定”;刘玉书并不关注这个问题，她只对儿子所接受的治疗心存感激，但她又同时做好随时带着药回家的准备——因为家庭负担不起。重庆被西方媒体称为“腾飞的中国腹地”，儿童医院每年收治的白血病患儿多达一百多名——也许，这是“腾飞”的惨痛代价。
费金在书中思考到，“居民和政府之间的脱节在贫穷的社区尤甚，污染和疾病是那里的通病却不被重视，因为那里还有更加迫切的社会问题，如饥饿、无家可归、失业、犯罪。”那么，中国该怎么办?要真正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没有理由不深入反思。
对话丹·费金
治理污染，百姓若不争取，事态很难改变。
新京报：2007年你来中国时，对于中国的环境污染状况怎么看?如今是否有了新看法？
费金：中国经济增速太快了，自我2007年来华后已经大有不同，但是我也注意到某些潜在的问题——比如可见的空气和水污染、官方对污染行业的监管不力，以及公众对环境健康深切的焦虑，等等，都在当下中国十分严峻。至于这种情况是否变得更糟我难以判断，不过我确实知道关于有毒物质暴露可能产生的后果，中国民众的担忧正在与日俱增，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如果百姓不争取，事态就很难改变。在汤姆斯河镇是这样，中国亦是如此。
新京报：如今，大气(雾霾)污染已经成为困扰中国城市的最大心病，在此形势下，你认为中国相关的个人、企业、环保组织、媒体和政府等各方该怎样做出反应？
费金：今天在中国发生的雾霾污染，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情形类似，当时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迅速演变为社会运动，进而激起了一场政治运动，这也导致美国制定了许多相关的环保法规。诚如当下中国，当时的美国最关注的焦点在于那些可见的污染形式——雾霾和脏水。但是如今我们已经知道，很多最具污染杀伤力的物质都是不可见且容易被忽视的，比如有毒化学物，或者气候变化乃至生物多样性的衰落。因此我认为最根本的措施在于，社区居民需要联合起来，共享信息并且互帮互助，以此来向那些只看短期效益的相关政府和企业施加强有力的影响，让他们切实制定可持续发展计划，而非只开空头支票。
新京报：“癌症村”在中国并不是新鲜事物，因污染致病的案例在中国比比皆是。你觉得关于污染致病的调查，中国目前“非官方式的民间调查”是否可能给调查的推进造成阻碍？
费金：那些由对流行病学错综复杂的研究方法不熟悉的人开展的调查，比之由专业流行病学家来主导的调查，总是显得很不可靠。在业余者看来，某个像是由污染引起的疾病集群也许仅仅是个不幸的巧合，当然这不能一概而论。但由专业调查者所进行的数据测试，更可能决定某调查结果究竟是真正的疾病集群还是巧合。即便如此，民间的自发调查也能产生重要功效——能够引导专家对该问题的关注，并且引起公共官员和企业管理层的重视。
在我看来，最关键的是，民间调查者需要找到那些能给予他们专业性意见的独立专家，这些人必须不持偏见，并且不受限于政府或企业利益。我知道在中国很难做到这点，但我真的希望学院里的专家们能够作为独立的建议者站出来，更多地参与到调查中去，这个情况在美国已经时有发生了。我也希望那些服务于政府机关的流行病学家，能够被允许不受政治影响地去搞研究。无论调查的主体是谁，关键的第一步就是要收集关于有毒暴露物质和疾病发生率的可靠易懂的相关数据——这是调查具备可信度的必要前提，所以，对那些为污染致病问题忧心忡忡的社群来说，正确处理好这些数据信息是首要任务。
新京报：你觉得中国想要做好环保工作，最关键的是什么？
费金：诚然，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是强大的，但是它发展得太过迅猛以致环保法规已经跟不上它的步伐。那些污染者总是想吓唬百姓，让他们知道如果不听话，贫困或者被工业化抛弃，是他们唯一的出路。但这不是事实，美国的经验已经让我们知道，那些重污染地区往往在经济现状还是居住状况上都表现得非常糟糕。
（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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